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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3页）

不过，思想界虽然有了从“中西学”

到“中西文化”

的典范转移，前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遗传给了后者。

连北京大学的教授，对什么是“中国文化”

仍不能有一个肯定的诠释，遑论一般人。

[41]这大约也是梁氏学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胡适的哲学史所起的开风气作用还不止在中国，罗素就认为胡适那本英文的《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

蔡元培指出的胡适所具备的许多人没有的长处，也基本适用于西方的汉学界。

罗素指出，西方几乎没有一身兼汉学家和哲学家的人。

以前西方人读到的中国“哲学”

著作，都是由基本不懂哲学的人翻译的，译者对中文原著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

而真懂哲学的西人，又读不懂中文。

简言之，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的“哲学”

一直是隔膜的。

胡适是第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哲学熏陶而又能读懂中国古代典籍之人，且能以像美国教授一样的良好英文（这在看不起美国人的罗素是褒中略带贬义的）表达出来。

就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哲学”

的沟通言，胡适的书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

[42]这个划时代的作用，要到冯友兰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才顿减其开拓意义，这就是后话了。

吴稚晖曾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发生的“流弊”

，就是“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

。

[43]这虽然是吴氏的门户之见，但也从反面论证了胡适开风气的影响有多广泛。

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方法论“对于当时从旧学出身的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

有说服力，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最熟悉的东西；有吸引力，则因为其中又涵有新的成分，比传统的考据提高了一级，成为所谓‘科学方法’了”

。

特别是胡适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解释《墨子》，尤为当时人所推重。

吴稚晖并不是无的放矢。

梁启超治诸子学虽远在胡适之前，并且特别在“墨学”

上对胡适有启蒙之功，但这时他恰好脱离政治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就是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辨新诂》的刺激之下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