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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第2页）

“三人成虎”

的功用并不见得只适用于听众，许多时候其实也适用于说话者自己。

但无论如何，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只是隐与显的问题：早年很盛，专讲爱国；中岁“作圣”

心重，以“外国传教士”

自居，故此情绪颇压抑；晚年老还小，民族主义复盛。

胡适某次发现“考古馆里的殷墟石刻的照片，许多外国人看了很欣赏”

，不觉自得地说：“他们原以为古代的文明只有罗马、希腊，看了这些三千年前的殷墟石刻，才知道他们那时还是小孩子似的。”

1960年又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这两句话，“是［孔］圣人最近人情的话”

。

孔子有些思想近人情是他以前也有过的看法，但他接着说：“全世界二千多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人说过这些话。”

[38]这样的话就不是以前会说的了。

前面说过，胡适事事都在拿中国与西方比，但比而总见到中国高明之处，则是只有晚岁才有的情形，这才是其真情的显露。

后来胡适的确曾主张全盘西化。

但他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

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

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39]当然，胡适也不是就毫无“西化”

中国之意。

余英时师说，胡适思想的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次，不是“西化”

一词所能简单地概括得尽的，但是“取近代西方文化为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的确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

。

而且胡适以西方为模式有时也不太顾及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他提倡的文学革命，就是要不分“我们”

与“他们”

而要合成一个中国的“全国人民”

，其思想资源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国语促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先例。

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更明确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这一主题，借文艺复兴时欧洲国家的前例来说明中国问题。

其实这都是有问题的，那时的欧洲与民初的中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拉丁文与当时欧洲各族土语的关系，要与中国的文言和白话对看，最多意大利近之（也有很大不同），余则全不能比。

简单地说，那些“国家”

在那时都还不是正式的“民族”

和“国家”

，所以要“建立”

民族国家；中国则既已久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国家，何须再建立呢，岂不又是在“制造”

一个革命的对象？这又是胡适套西方模式呆板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