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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5页）

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

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艘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

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

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

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

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尽管曾国藩处处想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

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瀚章办理营务。

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

臣拟带甘凉道李瀚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

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

。

这些举措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

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

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

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

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

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

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

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

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

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

曾国藩于是给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

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

……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

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

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异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

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命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不顾，代他请求休息。

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

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

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

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而且，纵观曾国藩一生的行事，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诚为原则的。

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攻破天京后纵兵劫掠和处死李秀成这两件事上。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中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等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

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招，使他们几无招架之力。

无疑，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悉数带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