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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18 三年政乱（第3页）

曾公亮、富弼、赵尚范（赵匡赞之后）等重臣，逐一被排挤出中枢。

如欧阳修者，更是流贬地方，虽然并不是太看得上这些清流，但他们在士林中的名望太高，手里的笔杆子，还是很厉害的。

王士廪在秉政后期的表现，很符合权相乃至奸相的特征，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反派。

他的权谋，尽用在安抚皇帝，打压政敌，巩固地位上，为一己之私欲，致朝政陷入昏乱，以致政务紊乱，士心躁动，人浮于事。

虽然对朝局的震荡，皇帝刘维箴要负很大责任，但最终一锤定音，把王士廪赶下台去的，还是刘维箴。

皇帝在帝国体制内的权威，可远未被消磨干净，它始终存在，只看坐朝者愿不愿意去行使罢了。

王士廪几乎在火山口坐了三年多，并且从各方面，牢牢地压制着屁股下的汹涌。

然而，在长期的对抗中，他也难免失策，乃至失智。

而他最大的过失，就在于，在长时间的执政生涯中，他逐渐忽视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究竟来源于何人。

正统二十四年（1065）正月，春寒料峭，时年48岁的皇帝刘维箴在宠幸一名宫娥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兴奋，以致昏厥，消息传开后，朝野震荡，暗流涌动

毫无疑问，王士廪贪恋权位、不肯隐退的行为，对大汉帝国的政治生态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破坏与伤害，即便，帝国没有任何一条律条与典制规定，尚书令的任期只有五年，并且由贵族、庶族官僚轮流掌权。

但是，那种通过几十年的实践，通过无数次斗争、妥协、交换，最后方达成的朝野共识，这种由核心统治权贵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是不能轻易打破的。

比起写在《刑统》、《会典》里的法律条制，这种政治潜规则的破坏，后果要更加严重。

因为前者主要用于约束被统治者、被剥削阶级的，而那些隐藏于水面下的规矩，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权贵）达成的关于一切利益的平衡。

一旦破坏了，那么打破的不只是政治原则，还有好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平衡，而侵犯到其他人利益，则必然引发众怒。

而根本利益的冲突，对那些食利的统治权贵来说，比起朝局平稳、社稷安定、苍生幸福什么的，更容易让他们联合起来斗争。

对于这种情况，其中的艰难与风险，以王士廪的老谋深算，他未必不明白，只不过，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执政大权的诱惑，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得住的。

在帝国历任尚书令中，王士廪绝对算是年轻的，干满五六年，也才六十出头，身体康健，精力充沛，哪里舍得就这么退下去。

即便在朝外，仍有封疆大吏、公卿将相的位置等着他，但怎能与一国首相的权力威风，相提并论？

而王士廪之所以愿意为自己的权力欲望采取行动，付诸于实践，大抵也来源于自身的自信。

他自认为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以及尚书令之位的加成，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威望与实力，去摆平那些反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