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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19 宰相的倒台（第6页）

当然，王士廪不是没有尝试挽回，只不过，自刘维箴苏醒之后，他仅同群臣一起觐见过两次，后面连面都见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诀挡驾：官家正忙于国事，不便接见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书毕光琳被皇帝以结党、渎职、逾制、乱法、营私等十项罪名下诏狱。

此诏一下，满朝轰动，而“倒王”

事业的大局也基本奠定。

毕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并非因其祖上乃开宝、雍熙名臣毕士元，而因他作为王士廪的姻亲，属于“相党”

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毕光琳被拿下了，局势还不够明朗吗？王士廪还远吗？

到这个关头，王士廪也彻底醒悟过来，就像30多年前辅助刘维箴夺嫡时那般聪敏，洞察局势。

他没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而是主动上表请辞，欲以年高致仕，寻求一个体面。

可以，对其辞呈刘维箴选择留中，而不表态就是最明确的态度了。

事实上，因为王士廪之事，朝廷上层权贵官僚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深竣了，朝野内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够轻易平息的。

即便刘维箴能稍抬一手，其他人、势力也不可能轻易罢体。

一直到正统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已经闭门在家七日的王廪，终于被一些来自宫内的宦官、侍卫带走，府邸也被查封。

和毕光琳一样的套餐，下诏狱，但罪名可就多多了，足足罗列了二十七条。

尚书令被狱，从大汉帝国的历史帷度来看，都是一件极其少见并且严重的政治事件。

而由此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对王士廪党从势力的清算，也迅速展开，在缺乏分寸与尺度把握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地伤害着帝国的政治生态……

在刘维箴昏迷的一日多里，当然有许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现最突出也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内侍行首蔡诀，以及大内都指使崔镐。

前者不必多说了，不仅保命，还严格督促御医救治，形影不离地照顾，为挽救刘维箴尽一切努力。

至于崔镐，乃开宝名将、兴平伯崔翰之后，事发之后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领大内军牢牢守备宫城、皇城，控制进出，尤其是御驾所在垂拱殿，五百侍卫严密守护，打消了诸多染指企图。

而其余大臣的所作所为，最让刘维箴寒心的，也莫过于王士廪了。

如果说其他事项都还有解释的空间，那么他在晚些时候，将太子刘修远从东宫接到广政殿的做法，则使几十年君臣之间再无一丝信任余地。

当然，君臣之间所谓的心心相应，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东两，其中也必定存在有关政治利益与形势的内在逻辑。

而那套“逻辑”

，从刘维箴醒来，并了解到在他昏迷期间帝国大臣们都做了哪些事后，便开崩溃了。

对王士廪的举措，刘维箴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初扶立了一个皇太孙，如今还欲扶立一个皇太子？朕还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