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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序（第1页）

我与《明报月刊》

潘耀明

我是一九九一年进入《明报月刊》的。

当初这一步踏进《明报月刊》的门槛，就跨越了两个世纪。

究其实，我在《明报月刊》统共十七年，那是处于上一个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

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是怎么进入《明报月刊》的，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

这是实话。

二十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

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

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

在此之前除了应王世瑜兄的邀请，在《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

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办公室内。

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

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

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半刻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递了一份刚书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

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冲动，只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

当时我还是某出版社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我还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

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纽约大学（NYU）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

直到两年之后《明报》上市，《明报月刊》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醒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

当我征询，除了之前他在《明报月刊·发刊词》揭示的“独立、自由、宽容”

办刊精神外，他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更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

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至二元九角。

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

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资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

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在香港一九九七年回归前，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卖了明报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