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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

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

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

“再见！”

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意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

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

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

公使正面不做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宫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寥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待人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

关于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位“宠臣”

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

这时以我为目标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

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

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

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

、“妄谈诳上”

、“心怀叵测”

、“一手遮天”

之类的话。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

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而这样做法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

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

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

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营的准备。

后来北府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

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

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