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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专制说之历史分析（第2页）

之定性，而后再展开以旧理念为根基的论述。

其研究精神之沦落，距离儒家朱熹之对秦考据尚且不如，遑论科学？这里的直接原因，在于这种错位嫁接。

根本原因，却实在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那么，秦帝国时代的文明与政权性质不是专制么？

是专制，但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专制，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文明。

专制，是对民主而言的一个政治系统制度。

民主制的产生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则是交通与信息的极大便捷，否则，没有社会大协商的条件；二则是生产力的巨大质变，否则，不可能承载人人参与国事这种极其巨大的社会成本。

两千余年之前，人类的整个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既没有便捷沟通的手段条件，更无法承载“人人当家做主”

的社会成本。

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

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的古典时代，无一例外都是专制政体，其间差别，只是专制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国时代，中国的传统是将近三千年的松散的天子诸侯制。

以当代理念定性，可称之为邦联制，连联邦制的紧密状态都达不到。

也就是说，其时之政治状态，是一元之下的松散多元化：天子威权有限，诸侯自由度极大。

要说民主的根基，那时的政治协商现象远比后世要浓郁得多。

原因只有一个，天子与诸侯之间，要做到谁强制谁，极难极难。

此等政治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极为缓慢，而在社会生产力终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松散乏力效率极低的社会管理又对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极大。

至少，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实现。

所以，春秋战国之世的生产力出现大发展后，此等松散邦联制便开始渐渐消解。

消解的形式，是实际上增大扩张诸侯国的自治权。

就其历史本质而言，这一现象的基础逻辑是：作为能够从整体上大大提高社会效率的“天子”

系统，一时不可能改变。

社会的实际单元——诸侯，便基于社会利益需求的强大推动，而率先实行紧密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从而出现一个又一个集权邦国。

这种集权邦国渐渐普及为“天下”

认可的普遍形式之后，整个“天下”

对整个社会的松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于是，寻求整合整个社会效率的“向一”

思潮开始出现。

人类社会的复杂在于，当共同需求弥漫为普遍潮流时，由谁来充当这种共同需求的“供应商”

，人群却无法通过协商来确定，而需要通过武力竞争来确定。

唯其如此，秦帝国以战争方式统一华夏，并建立了“治权归一”

的中央集权制，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

相对于既往三千年的松散乏力的邦联制，中央集权的治权归一制，无疑具有一举迈入新时代的进步性。

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制问世伊始，便立即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创造力，整个华夏社会的繁荣富庶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在整个人类的古典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时代。

此后两千余年，这种中央集权制一直绵延相续，终于僵化为落后于时代的体制。

这是历史，也是必然。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集权制在创造时期的巨大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摒弃专制。

可是，我们不能因摒弃专制而连带否定我们民族的整个文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