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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此次承蒙柯基生先生的友情与支持，将其所藏缠足文物三千余件，选精择要，摄得照片百余帧，合并我个人的一些&ot;金莲文化&ot;的藏品照片，一并放在书中，相信这些历史的真实写照会给读者深刻印象，亦使本书内涵得以深度的开拓。

另一位朋友则是《大众日报》的摄影记者李楠先生。

他近十年的摄影生涯中，始终没忘了把镜头对准&ot;最后一代小脚女人&ot;。

特别是他对山东滨州缠足妇女李吉英一生最后八年的追踪拍摄，则是把妇女缠足史凄凉的尾声定格了。

他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遗留的怪异的文化躯壳，而是一种延绵千年的可怕的生活真实。

这位年轻而出色的摄影家不事声张的按照自己的思考工作多年，我却从中看到他的历史洞察力、文化敏感与人道精神，并为此深深感动。

他的作品正是我的小说一种历史内涵的延伸。

所以，我请他提供数帧珍贵照片，连同我为他写的一篇文章《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一并放在书尾，以使读者的思维视野一直贯通到今日。

我这两位朋友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为金莲画一个句号。

然而，往往一个事件能够用句号来终结，一种文化却很难用句号去中止。

因而本书对图片的选取都鲜明地来自一种历史观：历史永远参照现实。

在我发表的小说中，大概以《三寸金莲》争议最为激烈。

记得小说在《收获》问世后，即刻之间，或褒或贬，蜂拥而至。

当时，上海一家刊物要我提供有关读者反映的信件。

我便摘选了十四封寄去，清一色全都是痛斥和责骂我的。

可是不久这家刊物又把这些读者的信件退还给我，没有发表，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形象。

这番好意令我啼笑皆非。

其实作家的形象无须保护。

作家向来存在于褒贬之间。

因为作家总是在新旧事物的交替中发现与选择。

姚灵犀先生不是为此还蒙受了牢狱之灾吗?存在于现实的是一种生活，消匿于历史的便是一种文化。

作为生活，可以赞成或拒绝;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则不能有任何禁区。

姚灵犀先生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在那新旧世界的生死搏斗中，抢先地把金莲视作文化，自然也就逃不出历史的误会和悲剧性的遭遇了。

正是这样，时过境迁，如今人们对我的《三寸金莲》，比起十年前则宽容得多了，并渐渐亦能悟出我埋藏其中的某些深意。

第36节：灵魂的巢

三寸金莲，是封建文化这棵千年大树结下的一种光怪陆离的果实。

尽管这果实已经枯萎和凋落，但大树未绝，就一定会顽强地生出新的果实来。

历史的幽灵总在更换新装，好重新露面。

&ot;文革&ot;不是这棵大树继而生出的一个更狰狞的果实吗?

自然，《三寸金莲》所写的绝不止于三寸金莲了。

可惜知我者寥寥，此书出版后，被评论家列为&ot;历史小说&ot;，或列为&ot;传奇小说&ot;，或列为&ot;津味小说&ot;，其实全是胡扯。

由此可见评论界诠释作品能力之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