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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

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

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

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ldo;结合&rdo;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ldo;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

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rdo;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

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

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ldo;学农&rdo;，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

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ldo;日出而作，日落而息&rdo;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

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

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

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

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

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

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

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

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

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

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了一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