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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4页）

近代科学尽管允许独立于整体的研究，但它并不满足于对局部现象的实证研究，并不只在意确定规律。

我在后面还会谈到，它更不满足于单纯的操作性说明。

科学同样也寻求原理。

科学定律不是一些各自无关的东西，一个定律通常通过另一个原理得到解释，互相勾连而成一个理论整体。

近代科学从一开始就瞄着统一理论，取哲学整体理论而代之的另一类型的整体理论。

牛顿光学也许是一项独立的研究，但他的力学和宇宙学却绝对不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严整的体系。

牛顿完成了第一次“伟大的综合”

。

这一伟大综合的原理是数学原理。

只不过，在十七世纪，人们说到原理，自然而然是在说形而上学原理。

数学的统一性不被视作原理，物理学基础概念的可理解性始终是原理的主要要求，因此爆发了对万有引力等等的剧烈争论。

然而，科学将沿着牛顿的方向前进，建设自己的原理。

它不仅回答怎样的问题，它也回答为什么，把局部定律归化到总体的、深层的理论，怀抱着建立“终极理论”

之梦。

十九世纪末，物理学家碰到了理论上在有限空间中电磁波会产生无限大能量的难题。

普朗克的能量包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这个难题。

尤其是根据普朗克常数所做出的计算与实验测量的结果密切吻合，使人们更加容易相信普朗克提出的假说。

然而，能量包概念本身没有什么根据。

后来，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研究为能量包概念提供了根据。

这个故事发生在哥白尼三百多年以后，牛顿两百多年以后。

情势已有巨大的差异。

普朗克的能量包概念一开始没有什么根据，几乎是个操作性的概念。

但这里所谓没有根据，不再是没有形而上学或自然理解的根据，而是在当时已存在的物理学理论中找不到根据。

爱因斯坦为能量包概念提供的根据，也不是形而上学或自然理解的根据，而是把能量包概念整合到进一步发展的物理学整体理论之中。

上文提到，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常会指责实验哲学家引进隐秘原理，各派实验哲学家有时也会这样互相指责。

然而，实际上人们已经无法再回归形而上学原理了，自从天地两界的区分被打破，曾被认为自明的形而上学原理，已一一瓦解。

科学却在不断整合，到今天，似乎正在临近大一统的终极理论，可以对世界提供最终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笛卡尔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就像他在其他很多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笛卡尔坚持新物理学的哲学性质，坚持物理学原理的可理解性，坚持物理定律和哲学原理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当然不是因为哲学原理事后努力和物理定律保持一致，相反，这种连续性完全依赖于这样的程序：物理定律是可以从哲学原理中推导出来的。

我们今天从笛卡尔对演绎的倚重把笛卡尔叫作理性主义，以与经验主义相对待，仿佛一方注重推理而另一方注重经验或实验，这种综述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要点。

笛卡尔的演绎主义是其哲学构想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某种特别的态度。

从怀疑一切到我思故我在到心物两分到物理事物之定义为广延到物理学原理到各式物理定律是一个连续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物理学仍然是哲学的一部分，保证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身份。

然而从两个方面来说，笛卡尔都扭转了古典自然哲学。

一，亚理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并不保持严格的演绎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可获得自然理解的融洽关系，是一种疏松得多的联系。

而笛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