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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那一段日子，我内心非常痛苦，很想与少蓁离婚。

可是，瞧一瞧刚生下的婴孩，又不忍心去那样做。

每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她对我冷面相待，好像我做了天大的坏事。

她还常常讥讽我：“求你的神去保佑你吧。

你坐在家里祈祷，面包和牛奶都能掉下来呢。”

看我坐在沙发上发怔，她又说：“找到你的神了吗？你的神又对你有什么指示？”

真使我极为恼怒，我忍住气，不做辩解。

不过，她对我的学术研究是很支持的，看我翻译书和写文章到深夜，她就半夜起来，为我煮一杯牛奶，端来一些小点心，使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温暖了。

她那时大概希望我认认真真多作一些学问，多读一些书，不要卷到各种政治漩涡里去。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渐渐地，我俩关于思想信仰的争论也淡化了。

她又感到迷惘，虽然她改变了宗教信仰，积极要求进步，还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单位领导却并不信任她，还是将她看成是“等外品”

。

周围的同事们则认为她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为了向上爬，并不理解她的真诚动机。

三妹那时嫁给了老楚，这也很使少蓁失望。

老楚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农村有妻子，却离婚后又与三妹结婚，少蓁对老楚的品行颇有怀疑，又对三妹当了高干夫人的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也看不惯，她悄悄问我：这就是革命吗？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和往上爬又有何区别？少蓁追求进步的热情又渐渐减淡了。

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

之前，当局提出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口号，鼓励我们大胆地提出新的学术见解。

在领导再三催促下，我写出了那篇文章，批评史学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这是教条化的，不该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有时这种反作用又具有决定性影响。

我把这篇文章写好后，也给少蓁看过，她看不大懂，可她非常同意将文章发表。

她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自由进行学术讨论是党中央提倡的。

这篇文章在《史学研究》上发表了。

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称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猖獗反扑。

以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我。

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很吃惊，他没想到我会挨批。

为了保护我，还授意我写一篇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他去想办法发表。

但不久，他也被反右运动的浪潮所吞噬，自顾不暇了。

一天晚上，我郑重其事与少蓁谈话。

我说，看来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已是势所必然。

亲戚们都已陆续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三妹罗云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单位里。

鉴于此种情况，少蓁假若提出离婚请求，我虽然内心很痛苦，但是，一定会采取合作态度的。

当时，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

我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却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和咽下唾液的声音。

我嗓音沙哑，断断续续把这些话说完，等她表态了。

她沉默了好久，忽然问我：

“水泊，你说真话……告诉我，你被戴上右派帽子，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么？”

“他们批判我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也没有列出别的原因。”

“你是受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