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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学经济的年轻人 2（第2页）

在此前的两年，随着吴敬琏进京，周南也被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幼儿教育，虽然这时，两人在每个周末的定期约会中早已“私订终身”

，但周南对于吴敬琏决定后天就要举行婚礼还是感到十分突然，她问：“怎么来得及准备？”

吴敬琏的理由是，“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

为了赶在吴敬琏出差前把婚结了，亲朋好友一通大忙。

吴晓莲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天，周南的同学们集体总动员，有的上街买糖果，有的陪她去买床单。

南长街一号里也是一通大忙，我奶奶拿出了压在箱底的百子图被面，赶紧找人缝棉被，二姑爹负责买酒买汽水，二姑妈送了一个新床罩，又借给我妈妈一双漂亮皮鞋。

幸好不用给我妈现做礼服，因为她早已为自己当新娘这天定做好了一件丝绸旗袍，不过理发做头却不能省，忙得最后连登记领结婚证都差点儿没来得及。”

“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数吴敬琏自己了，人家是革命得很。

结婚也不穿特别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头天拿出来洗好晾干就行了，不过，看他们的结婚照片，吴敬琏的浅色布制服还是挺精神的，我妈妈的花绸旗袍也十分漂亮。”

从留存的结婚照上看，这对新婚夫妻有着逼人的年轻与纯洁，的确是一对令人钦羡、郎才女貌的佳侣。

吴晓莲感慨说：“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看成是中国50年代一对典型知识分子的招贴画。”

不过当时，发生在吴敬琏身上的事情，却比照片上的单纯和欢愉要复杂得多。

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和他的青年同事们陷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结果遭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场重要波折。

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

的口号，沉寂多时的学术界顿时活跃起来，经济所里的年轻人们自然热血沸腾。

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这群天资聪慧的人们都与吴敬琏一样，萌生了莫名的困惑，他们渴望自由思考。

此时，吴敬琏已经担任所党支部的组织干事，专门联系团支部，而团支部书记则由比他晚一年进所，也当过毕尔曼助手的乌家培继任。

团支部在经过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后，给党支部写了一份汇报，提出青年团员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取在若干年内达到“副博士水平”

。

代所长狄超白及党支部委员们看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认为青年们应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干什么学什么”

，团支部这个号召“集中了团员中的落后思想”

，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向党进攻”

的“资产阶级方向”

。

团支书乌家培“犯了路线错误”

，首当其冲被撤销了中科院团代会的代表资格，经济所组织了3次团支部大会、8次小组会，做了162张“思想卡片”

，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

同样年轻的吴敬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在一次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吴敬琏一边做记录，一边听党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说：“我认为没有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

话音刚落，狄超白等人马上用手指着他，齐声喊道：“原来你就是后台！”

吴敬琏自然不服，索性说了好长一段话，把青年人平时的苦恼都倒了出来，比如黄范章爱好英语，来到经济所以后想搞世界经济，所长不同意，分配他去搞手工业改造，黄只好业余读英语，又被批评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

。

狄超白等人发现吴敬琏居然是一个比乌家培还“危险”

的人，于是，批斗的矛头迅速转向了他。

吴敬琏看上去文静柔弱，其实内心却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这一点酷似母亲邓季惺。

吴晓莲曾开玩笑地将这对母子比做“矛”

和“盾”

，都是得理之处绝不轻易让步的人，这一个性将在日后的数十年内一再清晰地呈现。

他当即给中宣部科学处写信反映了发生在经济所里的这场纷争。

不久，科学处派人前来调查，接着又向团中央（时任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通报了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