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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学经济的年轻人 2（第3页）

接到这一情况后，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当即派出记者入所采访，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和宣传部长孙轶青的指导下，1956年7月期的杂志上，刊出一篇题为《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的新闻调查稿，在8月期的杂志上，狄超白写了一篇《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的讨论》，为党支部的做法进行辩护，青年人们则提出了反批评，吴敬琏、张卓元合写了《只是指责过严了吗？》，章良猷和周叔莲则写了《三大“罪名”

》。

《中国青年》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团中央主办的报刊，这一组报道一出，经济所里这场“茶杯里的风波”

顿时全国皆知了。

在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氛围，以及团中央和中宣部科学处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党委决定批评经济所党支部的粗暴做法，吴敬琏等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年轻人扬眉吐气。

可是，好景并没有太久，进入1957年后，随着“反右”

运动的展开，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

的逻辑，吴敬琏等人的言行立即成了“反右派”

的斗争对象。

所有参与辩论的年轻人全部遭到调查，党支部的人首先将出差在外，并没有参加“鸣放”

的章良猷以他“向党交心”

的自我检查材料打成了“右派”

，然后向中科院“反右派五人小组”

上报材料，要求将领头的吴敬琏划为“右派分子”

。

最后，吴被定性为“中右”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而最诡异的是，想给他戴上“右派”

帽子的狄超白等人，不久也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

的逻辑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和“反党分子”

。

发生在吴敬琏结婚前后的这场风波，在日后看来，很有耐人寻味的寓意。

它是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学术涵养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思想自由”

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抗争，尽管它最终以“失败”

收场，却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

与“三反五反”

运动时期表现出来的“坚信不移”

所不同的是，经历了“反右运动”

之后，吴敬琏开始痛苦地怀疑自己。

他原来以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血管里流淌的就是奔腾着的、革命的血液，而此刻，他一再地检讨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

，或者叫做“民主革命派”

。

他在日后写道：“在这次政治风暴和往后的批判运动中，我怀着涤除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的虔诚愿望，努力说服自己：过去自以为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种种观点，其实都是‘修正主义’的谬说。

昨日的我全然错了，今后要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一切学术观点的正误，也要以是否有利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最终的准绳。”

（《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就这样，从1946年那个膜拜革命的激进少年，到1956年这个充满了自责感的学术青年，吴敬琏走过了不长不短的10年。

而由怀疑自己到怀疑时代，未来的吴敬琏，还有10年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