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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东欧来的经验 2（第2页）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

改革，提出要创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模式”

，“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

；要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这个改革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他时任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做“捷克经济改革之父”

。

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便于该年的8月20日悍然出动华沙成员国的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捷共和政府领导人，酿成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

事件。

在西方学界，这一事件被认定为“冷战”

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

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他随后流亡瑞士，在圣加仑经济社会大学任教。

锡克比布鲁斯有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西方流亡呆的时间也已长达10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经济学家。

流亡期间，他相继完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等多部论著，反思“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

的命令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锡克在华讲学期间，吴敬琏全程陪同。

他先后讲了7次，还去上海、苏州等地访问。

每一次锡克讲学之后，吴敬琏和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都做出一份1000字的简报，送给社科院领导，再由他们上达国务院领导。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看了简报以后，认为锡克既有改革理论，又有实际经验，很值得从他那里学习，并要求组织一次经济领导干部与锡克的座谈会。

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锡克较之布鲁斯，更趋于自由化。

在当时，价格改革难题——这其实也是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主题之一——正困扰着中国。

锡克在座谈中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即先全面调整价格，接着在一年后全面放开价格，先调后放，建立自由价格制度。

在讨论中，曾经在建国之初当过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提出，价格改革是很难计算的，因为它们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

奥塔·锡克说，可以用投入产出表，经过多次计算得出各种产品的生产价格或资金、劳动“双渠价格”

。

这套价格当然不会很准确地反映市场价格的程度，但是比较接近，再根据计算出来的价格作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第二年放开时震动比较小。

吴敬琏说，锡克的建议以及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接触到一些真正改革实务层面的东西了”

。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锡克的建议非常重视，当即决定建立国务院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当年他们如何计算“影子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