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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东欧来的经验 2（第3页）

的经验，研究制定调整价格和进一步放开价格改革的方案。

后来，奥塔·锡克推荐了两位专家到中国来开讲习班，培训物价改革人员。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吴敬琏带来很大的震动。

他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

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

这些观点成为吴敬琏日后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时所长期坚持的理念。

此外，布鲁斯和锡克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忠告，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

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对这层意思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到更迟的时候才有所感悟。

这两位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那就是进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

他与荣敬本和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刘国光、董辅等下决心，在中国创立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而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组织翻译了众多比较经济学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著作及文章，还在1985年创办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吴敬琏、赵人伟和荣敬本担任主编。

这些引进和比较研究工作，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成熟别开一番天地。

不过，对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细研之后，中国的学者却陷入了更大的困顿，那就是，他们的改革理论尽管各有新意，然而并没有彻底地跳出计划的大框框。

比如，布鲁斯把价格看成国家可用来调节经济的杠杆，而这样一来，价格就会失去它的参数作用，变成一个可以由行政机关决定的指标，所有生产者都只能作为一个被操纵的工具。

锡克的价格改革方案似乎也有“死穴”

，他把宏观的总量计划分得非常细，细到在财政预算中的各种经费、行政费、投资、人头费、集体消费等等，这才能保证需求分配的均衡，而这在吴敬琏看来，又与原来的计划有什么区别呢？更重要的是，从实际的改革成效来看，东欧经济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造，各国仍然是困难重重。

1981年冬，吴敬琏和荣敬本合作完成了一篇题为《布鲁斯和锡克的经济模式述评》的长篇论文，对6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

他们认为，自1930年全盘集体化的“斯大林经济模式”

确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未曾解决和有待探索的一个课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第一个突破了“斯大林模式”

；到50年代中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进行了深度和角度各不相同的改革，这些改革模式最终都无法用成功来定义，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它们有借鉴的价值，却无法“拿来就用”

。

由此，两位顶级的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在中国刮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旋风。

然而，中国的学者们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理想中的那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方”

。

东欧经验既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失望地看到了巨大局限性，同时也突然触摸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式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更急迫的任务出现在了吴敬琏的面前：孙冶方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必须要把他那个打了85遍腹稿的论著及时地抢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