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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吴市潮的由来 2（第2页）

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

的提法。

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

86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

，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

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也继续顽强地反批评。

在1990年11月，他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10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

针对困难重重的局面，吴敬琏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解决之道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实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废止前几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如“财政大包干”

等等，取消价格双轨制，加强中央对稀缺资源的集中控制，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主要投资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换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权的计划模式。

他判断说，“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是能够实现短时期的经济稳定的”

。

但是，中国的变化将从此非常缓慢，“不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

第二种方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取消“双重体制”

，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的经济体系初步地建立起来，在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的种种问题。

第三种方案，大体保持现有的计划－市场双重体制以及“财政大包干”

、“外贸大包干”

、“信贷大包干”

、部门承包和企业承包等制度，只在两个方面做一些改变，一是适当加强中央行政当局和计划机关的权力，增加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二是对某些不太合理的价格作某些调整，对承包基数和方法作修订和改进。

吴敬琏认为，合意的是第二种方案，不过他认为被采纳的概率很低，他写到，“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坚信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道路，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和10年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种想法恐怕很难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