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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吴市潮的由来 2（第3页）

。

所以，他几乎无奈地认为，第三种方法——“从政治上说也许是较为可取的。

但是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问题则很难由此得到解决。

如果继续保持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则中期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而如果采取放松货币控制的办法刺激经济回升，又很容易出现新的一轮扩张——膨胀——紧缩——萧条的波动。”

在文章的最后，他颇带期望地写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领导人认识这一点，因而出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

写作此文时的吴敬琏并没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会出现的那个领导人”

居然不久就出现了。

两年多后，在他给出的三种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终采纳的居然不是折中的第三种，而是最具市场化特征的第二种。

这些当然是后话。

至少从1990年前后的公开舆论看来，吴敬琏和薛暮桥等人仍然是孤独的。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4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市场取向派而去。

1991年4月，《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

姓“资”

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

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

姓“资”

》，说“一切不愿意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

北京一家报纸则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提出“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

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

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

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

这个绰号不胫而走。

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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