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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论美国（第1页）

我之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批评家，是从我给英文刊物中国评论的amp;quot;小评论amp;quot;专栏（littlecritic）写稿开始，我既不是个国民党党员，那时我又不拥护蒋先生，有时写的批评文字苛酷无情。

小心谨慎的批评家为讨人人高兴而所不敢言者，我却敢写。

同时，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

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

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

如果时机需要，我有直言无隐的习惯。

民国十九年，丹麦王储将到南京访问。

有一带穷人住的破房子，这位贵宾必须从那儿经过。

南京的刘市长慌忙之下，要把那些破烂房子拆除，否则围起来，却不在别处为那些穷苦农人提供栖身之处，这样，贵宾就好像神仙一样驾一阵清风一直到达南京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了。

这件事，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注意。

我在中国评论上呼吁大家要想到穷人在寒风苦雨中的苦难。

这篇文字触怒了当时给予这本杂志津贴的机关，怪我居然敢揭露其不仁民爱物之德政。

此本刊物的经理人（k.p.chu）立刻坐夜车赶往道歉，答应此后绝对身为良民，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这若比起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洋政府的屠杀学生，则又微不足道了。

北洋的段祺瑞执政府，在准许游行示威的学生进入北京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的大门之后，由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下命令，执政府的卫士挥动七节钢鞭把学生打倒在地。

我当时在场。

各学校伤亡的学生都用洋车运走，头和身上血迹斑斑，一连串的洋车在东直门大街排成了一大行，我以女子师范大学的教务长身份到现场时，我看见两口棺材，里头装的是我们学校的两个学生。

北洋政府真的考虑周到，居然还没忘记给他们打死的学生预先准备棺材。

这种残忍的行动，在美国任何城市，都足以引起暴动的。

第二天，在九个大学学院校长的会议席上，五个校长赞成支持北洋政府当局，四个打算表示以温和的态度向政府抗议。

那九个大专院校，因为是向北洋政府领经费，所以不宜于提出抗议，有人这样推断，不知算不算理由。

遇到这种情形，我在语丝上肆无忌惮的说了话。

中国评论这份英文杂志得到赛珍珠的注意。

在她和理查德华尔舍（richardj.walsh）环游世界时，她催我赶快把我的第一部书吾国与吾民写出来，这本书一出版，立刻成了美国的畅销书，也建立了我在美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这本书在美国的畅销书目上成了第一本，其地位可谓空前的显要。

cliftonfadiman主编的纽约人（newyorker），因为对本书评论稍迟，赶紧向读者道歉。

在后来的版本中，我把认真痛论中国问题取消，改为评论中日战争的爆发，这是极为读者所需要的。

那时在反共战斗中，我是唯一为蒋中正先生效力的。

当时我把喉咙都喊哑了。

那是amp;quot;戴维斯和塞维斯amp;quot;（davisandsorvice）和史迪威时期。

那时史迪威来到中国，犹如到印度去对一个印度酋长作战一样。

史迪威这个人粗暴而傲慢。

他要求在湖南控制人力而自己充任超级统帅时，实在超出了他的权限。

蒋委员长要求美国政府撤换他。

因为有美国力量为后盾，史迪威就像个独裁暴君一样，他不是来帮助中国，他是来破坏中美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