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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3页）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

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

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

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

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ldo;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rdo;。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

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

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

他的&ldo;天人三策&rdo;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

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

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

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

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

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

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

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