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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欧几里德的光学、托勒密的数理天文学等等是些真正的异数，今天回顾，他们的确是实证科学的先驱，然而，他们不是希腊episteme的代表。

天文学、光学、声学、静力学在希腊化时期以及后来在中世纪逐渐形成了近代数学化科学的雏形，但它们当时并未对哲学思辨的统治地位构成丝毫挑战。

数学和自然哲学的关系到近代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若说在柏拉图那里，数学曾经是研习哲学的准备，那么对伽利略来说，数学是用来取代哲学的，如果哲学还值得研习，那它倒是为用科学方法研究现实做些准备。

近代物理学从根本上是对自然的数学化认识。

把注重数学和注重实验作为近代科学的两个并列的特点反而会使近代科学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

科学史家经常提醒我们，古代科学家、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对实验手段都不陌生。

另一方面，近代科学发展初期的科学家多半是学者型的理论家，他们主要从事原理探索，从外表上看，他们和传统的哲学家非常相似。

伽利略本人就说过他很少做实验，他做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驳那些不相信数学的人。

人们一开始引入近代实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验证新科学的理论，而是为了反对经院哲学的成说，反对宗教…哲学理论。

大多数实验是由工匠、技师做的，“他们没有找出更深的内容和规律性的东西，只是获得了一些普遍的、实用性的知识。

而且，直到17世纪中叶，所做的实验都不是判决性的。”

实验的地位受到广泛质疑，理论家们不仅不大信任实验方法，有时甚至认为实验方法是反科学的。

夏平在《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一书中介绍了霍布斯和波义耳的争论。

霍布斯对波义耳的真空实验做了猛烈抨击。

在霍布斯看来，只有合理的推理是重要的，波义耳依赖的不是合理的思考，而是精心构造的工具和皇家学会会员的见证，这样的工作不是哲学，其方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可以说，在近代科学早期，新科学的原理探索和实验工作并不总是携手并进的，在两者之间经常发生方法论上的争论。

直到较后，学者和实验家才联合起来，甚至合二为一，共同反对经院哲学，共同建构新型的科学理论。

数学化不仅是近代科学诸特征中最突出的特征，数学化从本质上规定着近代科学。

温伯格曾讨论米利都学派和原子论的自然哲学，对后者赞赏有加，接着却口风一转：不论米利都人“错了”

，还是原子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对了”

，都无关紧要，在希腊“科学”

中，“没有一点儿东西像我们今天对一个成功的科学解释的理解：对现象必须有定量的认识。”

温伯格接着说，他在给文科学生讲物理的时候，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计算阴极射线的偏转和油滴的下落，这倒不是说任何人都需要学会计算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能在计算的过程中体会物理学原理的真实意义。”

克莱因总结说：“近代科学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在科学活动中选择了一个新的目标。

这个由伽利略提出的并为他的后继者们继续追求的新目标就是寻求对科学现象进行独立于任何物理解释的定量的描述。”

笛卡尔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他把整个自然还原为长宽高三维以及位移运动，就是说，还原为可以进行定量研究的对象。

近代科学标志着我们对自然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外在的态度或曰数学的态度。

海德格用他特有的句式说道：“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性的东西，这倒不是在说，近代科学是用数学进行工作的；这倒是要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狭义的数学只有根据近代科学才得以发生作用。”

讲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他在那里把基本元素设想为几种正多面体，即一些纯粹的几何形态。

的确，和亚理士多德相比，柏拉图的数学倾向非常突出。

在西方思想传统内部，人们一直看到两种对立的取向，一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他们重数、数学、形式，一是亚理士多德传统，重经验、生物学、有机生长。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难看到柏拉图和笛卡尔的巨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