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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3页）

不少律师因为她满嘴谎言而不与她合作。

她总能编造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还逼迫一些人为她干不正当的事。

没有几个律师到最后是与她好说好散的。

然后她又打开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打电话给下一位律师”

。

难怪娴泰在纽约的律师霍赛·慕尼茨对新近加入被告辩护组的马休·威士曼说：“你要当心，别忘了我们是在跟魔鬼周旋。

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

娴泰毕竟是初闯纽约，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

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她只好请同监的女犯替她推荐律师。

霍赛·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请的两位律师之一。

娴泰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警方没有理由把我们扣在这里。

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

那辆林肯车漏油，车行要是不给解决我们当然不能付钱。”

另一位律师两天后被娴泰“炒”

掉，霍赛于是替她另请了民事辩护律师马休·威士曼。

几天后，马休与娴泰、肯尼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一间律师-委托人会晤室里见面时，二位凯梅斯要马休替他们买一只小型窃听器。

肯尼曾经在一本间谍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装置，其有效窃听距离为半径一英里以内。

肯尼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窃听器的草图。

娴泰向马休·威士曼解释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马休事先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这张桌子底下，等下次会晤时，他们假装“无意”

发现了它，然后控告当局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案子因“执法不公”

而流产（撤销）。

马休·威士曼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

后来在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请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纠纷时，娴泰又要马休·威士曼替她伪造一张肯·凯梅斯的委托授权书。

“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负责。”

娴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伪造肯·凯梅斯的签字。

这种要求简直太过分了，马休不仅当场退出会谈，而且拒绝继续为娴泰两人工作。

一个月以后，经娴泰反复要求，再三保证不再干这些违法的勾当，马休才又重新回到辩护律师小组。

当案情的进展从民事变为刑事后，娴泰担心马休没有足够的经验处理刑事案件，于7月14日又请来了第三位律师迈尔·沙其。

一年后，1999年7月日，随着麦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娴泰、肯尼的辩护小组扩展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录下了两位公证人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的证词。

7月10日一大早，约瑟夫·雷兹尼克把专案组全体成员和七位公诉人召集到会议室，从林肯车和苏尔曼大厦1b房间收集到的证据占去了这里的半间屋子。

所有的物证都需要一一过目，最耗时的是娴泰写下的十几本笔记，办案人员往往要读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悟出内中的含义。

笔记中提到的1000余人，警方后来都逐一查对过，或电话联系，或派专人访谈。

其中有些人还不止一次。

笔记本上和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列在一起的，还有0多位年老独居的女富翁的姓名、电话、地址、房地产资料和银行资料简略，甚至社会安全号码等。

娴泰在伊琳的条目下写着：“伊琳的背景？”

“社会安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