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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稗类附录 离奇与松散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第6页）

段誉和王语嫣居然差一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又居然果真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天下哪有这样巧事？”

可是且慢：这段奇上加奇、巧中生巧的情节有两个伏笔——段誉在《天龙八部》第七回《无计悔多情》和第九回《换巢鸾凤》曾分别发现：同他都有情愫的木婉清和钟灵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

这两次发现并不是第四十八回后文（也就是段誉与王语嫣生身之谜的赫然揭露）的“前”

因；然而，一旦读者在第四十八回上忽生“天下哪有这样巧事”

之疑的同时，第七、九回前事的记忆立刻因其相似性而被唤起，一旦唤起便使没有来历的巧合看上去有了来历。

在这种掩护之下，读者不会因为段誉总是在乱伦边缘而狐疑金庸利用段正淳的风流来注销他越写越不满意的女主角人选与英雄终成眷属的资格，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段誉一再遇上失散多年的妹子的概率问题。

于是，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等等顾虑就这样挥发掉了。

倒过来说，《天龙八部》第四十八回的奇上奇、巧中巧既未见疑，它本身反而也呼应了第七、九回的前事，成为那两次发现的收束和“后”

果。

前文与后文、伏笔与应笔之间明明是几个相互全无因果关系的情节单位，欠缺形成紧密事件结构的条件，可是叙述却创造了它们相互掩护的条件。

这是利用叙述结构弥缝、救济事件结构的秘诀。

在这里，让我们重回本文稍早时设下的一个伏笔：金庸承认他写小说（按：指“改也改不回来”

的《天龙八部》等）“结构是一个弱点”

，并谓：“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

金庸的辩护显然是将自己的作品托蔽于一个想象中的大传统之下，借由“共有而难免”

彼一“结构松散”

的“弱点”

来承接那个传统。

有趣的是：如何辨识那个传统和它的“弱点”

呢？金庸的说法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对比；他说哈代、说狄更斯、说莫泊桑，还说这些西方作家作品“精彩的结构”

“是我绝对及不上的”

。

我们无从也不必追究金庸所指的结构是小说的事件结构、叙述结构甚或治丝益棼的角色结构、符码结构、主题结构……我们只能假设：金庸把说话人书场里那种在胡适眼中毫无“布局”

可言的松散放置在自己作品的行列之前，以及西方19世纪经典名作的对立面。

的确，金庸的辩护让我们想起胡适，听见他“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的疾呼，嗅着他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施放的气味并不纯粹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薰香。

再次提到胡适

如果胡适是一个纯粹一点的历史主义者，他应该清楚：企图将历史简化成一种演替模式其实已然违悖了认识历史的基本伦理。

但是，胡适对这样的悖伦并不措意；他从赫尔德（JohannGottfriedvonHerder，1744—1803）这位历史主义者先驱那里继承过来的恐怕只是《人类历史哲学大纲》（

IdeenzurPhilosophieder

GeschichtederMenschheit

，1784—1791）里那种对其他民族本土文化发展的关切和焦虑。

赫尔德关心的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宰制所可能造成的、对后者之民族精神的打击，以及此一打击反过头来对全人类文化成长的伤害，这是赫尔德采集民谣、编制成书的底蕴。

但是胡适从事古典小说考证、写作《白话文学史》（上卷）（1912—1918）的工作却萌芽于一个弱势民族如何迅速改变其劣等地位或体质的忧忡。

正因为这份忧忡的巨大和沉重，遂让整个呼拥围绕着新文学运动的知识界观察历史、体验历史，以及重塑历史的行动偏出了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式将材料置入历史脉络中加以检验的方法论，而走上了染有实用色彩且明显倾进于目的论的相反的路子——他们投注大量的心血精力编写各种适合青年学子“快速浸润”

（一个异化了的词）的“史”

。

固然，自晚清倡新式高等教育学堂伊始，一部部带有讲义性质的经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已森然出现，可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史著所代表的意义和所具备的功能已非昔比。

胡适于1917年留美学成返北大任教，1918年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反文言，倡白话，主张文学革命。

他同时还为那个撰写历史的书写活动添加了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