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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5页）

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经营我的报纸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已成为我们国家一种莫大的耻辱。

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也总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子。

我也不客气地回敬：假如他愿意，我可以为他单独发行，但由他自己分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而我没有义务替他散播毁谤。

因为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诺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

假如我这样做，我就是违约的，虽然他们不会责备我，而显然这样是对他们不公道的。

眼下在我们报纸发行这个行业中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地刊登一些无事生非的污蔑性的文章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

此外，有些报纸甚至随便地刊登一些文章指责和评判邻国政府和我国最好的盟国政府的政治措施，而这些评论又是非常愚蠢粗鄙的，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我提这些事，是为了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切不可贪眼前的一时痛快而毁掉自己报纸的前程。

他们应当坚决地抵制这样病态的要求，因为从我的例子中可看到：拒绝刊登侮辱性的文章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和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

1733年我派了我的一个职工去南卡罗来纳州的查里斯顿，因为那里需要一家印刷铺。

我向他提供了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跟他订了一个合伙合同，我担负三分之一的开销同时他要向我缴纳三分之一的利润。

他是个博学的人，诚实廉洁，但美中不足的是不懂会计。

所以有时候他会汇款给我，但却得不到他详细的财务账目。

甚至到他死都没得到过一个令人满意的有关我们合伙情况的账目报告。

在他死后，他的遗孀继续管理印刷所的事物。

她是荷兰人，且在荷兰长大。

据说在荷兰会计是妇女受教育的一部分。

她不但对以往的收支做了一个尽可能清楚详细的报告，并且以后每季按时寄来十分精确的报告。

在她的管理下，印刷所的事业相当成功，而且，她不但把一家孩子都养育成人，在合伙期满后，还能够把印刷所从我这盘了过去，令她的儿子继续经营。

我提这件事旨在向我们女性推荐这门学科，万一以后不幸寡居，这门知识比起那些音乐或者舞蹈对她们和她们的子女来说应该更有用。

它使她们不至于受坏人的欺骗而遭受损失，甚至使她们能够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后能够继续经营事业时为止，这样对家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约在1734年一个叫韩博希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传道。

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即使没有准备也能讲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

他的讲道吸引了相当数量不同教派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他，我跟那些人一样，经常去听他讲道。

我喜欢他的传教，因为他不会照本宣科，而是以生动的例子来劝人为善、广积功德。

但是我们信徒当中有些自命为正统派长老会信徒的人，强烈反对他的看法；大多数年长的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并且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提出控告，指责他为异端学说，并要禁止他在这里传教。

我那时也是他热烈的拥护者，并且尽我的力量来协助他，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个时期，那时候倒满怀胜利的希望！

双方都在这时候进行了不少笔战。

我发现虽然他是一个极雄辩的传教士但文章却写的不行，因此我替他捉刀，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和一篇论文于1735年4月在《公报》上发表。

这些小册子像其他普通的争论性的文章一样，虽然当时风行一时，事后却很快无人问津了。

我想，现在可能连一本也找不到了吧。

在论争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

对方有一个人，在听完他的一篇大受人们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类似的文章，至少有一部分曾经见过。

经过一番搜索后，那人在一本英国的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说教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引自浮士德博士的讲道文，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许多人看不起他，因此不再支持他了，这样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斗争很快失败了。

但我始终支持他，因为我宁可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也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恶劣的说教，尽管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

后来他向我坦白说他的说教全都不是自己写的，他还说他的记忆力过人，任何讲道文一经过目，就能成诵。

我们被击溃后他就离开了这里，到别处碰运气去了，我也离开了这个教会，以后再也没加入这一教会了，可多年以来我依然捐献维持这一教会的牧师们。

1733年我开始学习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