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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从广义的权势观看，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的确立即意味着此时“西方”

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

这一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

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14]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向知识人将舶来品当作自己的传统，和今人将某些西方观念当作中国人文精神这些现象，未必就体现了他们对国情的误解。

对于生在鸦片和人力车随处可见的时代而又不是事事都要考证的人来说，这些东西确实是他们所见的“中国”

的一部分。

吴宓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强调他是在“继承西洋之道统”

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因为彼时两者已经有些难于区别了。

对于更晚的中国人来说，那些由西向知识人所传播的半中半西的“新学”

以及由吴宓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化”

，又何尝不是传统的一部分呢。

概言之，19世纪的“西潮”

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

之一部分。

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

，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

这也说明，我们对西潮冲击中国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

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典范（paradig）在美国早已被费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视为过时。

前些年新兴的取向是要“在中国发现历史”

，亦即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

[15]这是美国汉学界的一大进步，当然是很不错的。

的确，像西方、中国、思想这一类词汇的涵盖面实在是太广。

即使限定在近代思想史的范围内，近代西方和中国各自都是变化万千，而思想的演变是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中西双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

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当然双方也都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

如果仅注意西潮冲击带来的变化，而忽视不变的一面，或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必然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