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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3页）

但是，不可否认，“西潮冲击-中国反应”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

用这一典范去囊括一切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

特别是在“西潮”

已成“中国”

之一部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

则近代中国士人对许多“中国内在问题”

（且不说西潮造成的中国问题）的反应多少也可说是对“西潮冲击”

的某种“中国反应”

。

故费正清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

这一研究典范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发展。

当然，强调西潮冲击的影响，并不是说中国本身没有问题。

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

，[16]到晚清早已是问题重重了。

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激增。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来重分配的调整甚于生产的发展，较难处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

另外，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已提到中国文化的重心已由京师转移到山林（龚自珍《尊隐篇》）。

而文化重心的倾移显然为外来文化的入据正统提供了条件。

经学家俞樾是主张以兴教化、劝农桑为中国自强之路的。

他以为，照此做上数年，则“官之与民，若父兄子弟然”

。

即使有外患，也不怕守之不固。

但俞氏也指出，当时的现象，恰是“官与民漠不相习”

。

[17]这正是清廷的一大难题，而且绝非数年可以解决。

除了传统的“上下之隔”

，清廷尚面临满汉矛盾这一更难处理的问题。

这些都在19世纪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