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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那两者的共同点，其实主要不在胡适自己说的不爱游戏，而在其“异于群儿”

。

他这种从小由母亲着意培养出的与众不同之处，更由于父亲关于做人要“率其性”

的教导而增强。

胡适有意无意间总爱维持之。

他的朋友说他“好立异以为高”

，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

，等等，都是这个倾向的发展。

且胡适的立异是要立大异，他认为，在小事上自表与人异，而临大节则不知所措，只是“下焉者”

。

他所向往的，是“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

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

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

[36]胡适对中日关系本有些与人不同的观念，但他做人要“率性”

，要与众大不同的倾向也是清楚明确的。

不过，胡适虽然认为在中国人内部“作骇人之壮语”

于事无补，但他自己暗中已定下“执笔报国”

的计划，即对美国报刊上不利于中国的“不堪入耳之舆论”

，要予以“斥驳”

。

在2月初的《新共和》杂志上，曾刊有“中国一友”

的来信，说中国人不适于自治，其共和制已失败，故日本的干涉，对中国对西方都有好处。

此信的观点不久又为美国另一大杂志《展望》吸收进其社论。

胡适“读之大不满意”

，分别做书驳之。

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国之友，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

。

胡适肯定，已经推翻了满人统治的中国民族之觉醒，也一定会永远憎恨任何外国外族的统治或“指导”

。

他强调，任何旨在使日本控制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