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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3页）

中国的尝试都只会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

中国眼下确实无力抗拒日本武力胁迫下的要求，但中国青年的英雄热血，尽管未必当下见效，必会洒遍共和之神州。

胡适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中国实行共和不过三年，要判断其成败尚为时太早。

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尔逊的观点说，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个民族都有权不受干涉地寻求自救之路。

中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

[37]

这正是胡适在实行他以个人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

的主张，也就是以西方之理论来驳斥西方强权主义。

对胡适来说，“执笔报国”

的战场不在中国同学会里，而在美国的舆论界。

胡适在这两封信中表现出他对西方有关政治理论的熟悉已达如数家珍的程度，这正是他长期“预备”

的结果，也是他高于其大部分中国同学之处，颇能体现“大国国民的风度”

。

这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其诚挚不下于《留美学生月报》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论表述上则过之。

胡适提倡“不争”

本是不得已，他其实就很赞赏孔子表扬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家思想”

。

胡适以为，“国家思想惟列国对峙时乃有之。

孔子之国家思想，乃春秋时代之产儿；正如今人之国家思想，乃今日战国之产儿。”

[38]一次大战时代既与战国时代相类，则正宜有国家思想。

胡适又何曾例外呢！

同时，胡适虽然提倡大家对中日争端以镇静处之，其实他自己的心情又哪里有那么容易平静。

胡适在1915年5月29日给韦莲司的信（见日记）中承认，他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乱了”

。

可知胡适再三劝大家要以镇静处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约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

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时，胡适与其他人一样，心中是极不平静的。

心既不宁静，胡适就实行他要“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耶教之道”

的主张，直接以斥骂传教士纾解其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