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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但是，同为有意，还有进一层的区别。

胡适在1922年时说：“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

他认为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

，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

。

[22]

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

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

余英时师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

和“他们”

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

。

他少年时在《竞业旬报》上所发表的白话文字大概也都是写给“他们”

看的。

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

。

而这一改变就使他毫不迟疑地要以白话文学来代替古文学，使通俗文化有凌驾于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趋势。

[23]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

是一个关键，胡适的确有意识要合“他们”

与“我们”

而成“全国人民”

，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

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

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

为重视“他们”

。

但没有做到不等于不想做到，胡适在意识的层面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

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