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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3页）

的目的，这恰是他要仿效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

胡适的民族主义思想正蕴涵在此。

如唐德刚先生所说：“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

[24]而且胡适又最善于对一个题目做有系统而合乎逻辑的表述，他论述白话文的重要，确实也比许多人更加透彻和系统。

但这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在接收者的一面，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

为什么胡适一提倡，举国就能和之？《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

这个历史事实提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

而世风的转移，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读书人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

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是理解文学革命的又一重要途径。

二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

。

[25]这就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文学革命的路径。

盖其全从接收者一面考察问题。

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我们过去研究得很不够。

我们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不仅各自都较薄弱，而且几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

但过去对从文学革命到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认知，显然已说明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件之全貌。

余英时师在讨论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之时，已对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考察分析。

这里试从思想史的社会层面着手，进一步从接收者一面考察和诠释文学革命，希望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余英时师认为，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础就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

。

他们也是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章杂志的主要城市读者群。

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新思想、新观念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他们。

“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

陈独秀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

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