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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3页）

。

胡适明确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即“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

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

这再次体现了激进的中国环境对胡适的影响。

胡适在美国念书时本来对尼采不甚欣赏，如今却引为新思潮的根本出发点，其态度之变化不可谓不剧。

他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

。

[12]所以，这一准则之用于中国文化，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

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

这样看来，胡适不是全往尊西趋新方向在走吗？从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

但如果我们记住胡适是故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

的社会角色，就知道其实也不全然。

他所谓“用科学的方法”

来“整理国故”

，及他后来在清代考据学中确实读出中国的“科学方法”

来，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文化“正名”

。

当胡适的追随者、也主张整理国故的《新潮》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

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

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13]这里的“学问平等”

，正是针对的“世界上的学术”

，是胡适真意的最直接的流露。

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

学问既然“平等”

，做学问的人当然也就平等了。

陈独秀提出的抽象的“科学”

经胡适这样一具体，就从西方部分地转到中国来了。

经此一转，中西双方都曾产生了科学精神，不过一方用于实业制造，一方用于文字典籍，差别只在实践的层面。

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