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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2页）

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胡适的思想显然并非完全来自杜威的哲学。

余英时师经过认真研究后下结论说：“胡适学术的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

胡适曾自述说：“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

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来岁的初期。”

胡适称他十几岁即知怀疑，也在“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

，这个方法即在对考据学的发展中求得。

前面说过，胡适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调和汉宋”

。

他写《诗三百篇言字解》，就自以为此文所用的方法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而“不完全是从康乃尔大学学到的”

，当然也没有胡适尚未感兴趣的杜威的份。

几年后胡适写出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就已突破了《马氏文通》，特别注意到语言和文法随时代演进而变迁这一重要现象。

但这里他也没有提到受杜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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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字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

可知其“大胆”

假设的功夫，渊源甚早。

他在1916年底的日记中说他治学是“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

。

是知在1914年以前，胡适治学还颇靠“臆测”

，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这是不够的。

则胡适一生奉为依归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是早有前者，到1914年始有后者，回国后才又从清儒那里发现，而两者均与杜威关系不大。

胡适最早接触宋儒论“疑”

的语录来自他父亲的日记。

据胡适回忆，他父亲胡传在1868—1871年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时，书院的山长刘熙载每将宋儒朱熹、张载等人的语录印在作业纸顶端。

胡适就记得在其父所收藏的作业上见到张载的语录：“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

唐德刚先生曾查过《张子全书》，只找到诸如“学则须疑”

一类意思近似的句子。

余英时师以为最接近此语的应是《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

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

到这里方是长进。”

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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