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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3页）

这是否张载的原话是一事，但胡适记忆中张氏的话其实反映了胡自己的认知。

胡适把怀疑与进步连在一起显然已有与朱熹不同的“现代”

含义。

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崇拜“新”

的大趋势下，进步本身已成最高价值。

人治学不能不进步，今既然不疑就不能进步，怀疑在治学中的地位就相当高了。

这个地位更因进化论在中国的“始祖”

赫胥黎所正名。

赫氏在西方，其地位最多不过接近中国的梁启超，在讲“哲学家的问题”

的西方哲学史书中，便不会有他的地位。

胡适是关注“人的问题”

的，对此曾大表不满。

但赫氏在西方专业哲学界的无地位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的权威，所以胡适在他那里引来“存疑主义”

和“拿证据来”

的口号，都极为理直气壮。

[58]

冯友兰曾说，“疑古”

是五四时期的一种风气。

这里的“疑古”

就有着某种现代意味，而且一些顶尖学者还在竞争谁更能“疑古”

。

冯氏回忆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来自认为是提倡‘疑古’的精神。

但是在老聃这个问题上，好像他的‘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启超和我。

他未免耿耿于怀，因此更坚持他的说法。”

胡适对梁和冯都确有耿耿于怀之处，是否即因此，当别论。

胡适晚年仍记得在关于老子的时代问题上，其立场“反被认为比我的一些朋友们更为保守”

。

[59]他果然一直注意是否保守这一点。

冯是过来人，有其亲身的体验，他的话大致是不错的。

梁、胡、冯都是“疑古”

这一条战线上的战友，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的治学方法，在立意上也超过乾嘉诸贤，是以主动“疑古”

为出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