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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仇兆鳌说杜甫“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

（《杜诗详注》）。

反过来，在这首诗中，通过那不同寻常的义鹘，也可看到杜甫的精神境界。

“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鹯”

（《秋日夔府咏怀》）。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这首诗正是以更加鲜明、更加丰满的形象，表现了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

天宝十三年（754），杜甫在向玄宗进三大礼赋后，又进《雕赋》，说：“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族门，发狂于原隰。

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

（《进〈雕赋〉表》）赋中赞美雕鸮姿质俊异，气概雄特，“以雄材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

，“有触邪之义”

，决非“虚陈其力，叨窃其位”

之流可比，和白居易诗中那种饱食安居、尸位素餐的雕鸮完全不同。

这两篇作品，都以雕鸮比执法的官员，但白诗旨在揭露现实官场中的丑恶，而杜甫则是有感于这种丑恶，来寄托他的理想。

这篇《义鹘行》最后以“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

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

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

作结。

可见诗人也是在借题发挥，通过对鹘仁慈义勇的描写，来警诫人世，感动人情，从中表达了诗人欲扫荡人间一切邪恶势力的宏愿。

用后人的话说，这首诗分明是一篇《义侠传》。

清代蒲松龄有感于世事的荒谬，以荒诞的形式，写了一部寄托孤愤之情的作品《聊斋志异》。

其中有一篇《禽侠》，无论主题、结构、内容，都和《义鹘行》相同，可以说是将《义鹘行》改编成小说的形式。

当他作《禽侠》之时，一定面对着和杜甫相同的现实，有着和杜甫同样的感慨。

有权者仗势欺人，有恃无恐，无辜者身受其害，无处伸冤，是黑暗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当君王已无恻隐同情之心，官吏已无是非羞耻之心，不能为民除害，反而鱼肉百姓的状况下，人们就只能将希望寄于义侠了。

从杜甫的《义鹘行》、蒋防的《霍小玉传》，到蒲松龄的《禽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其中清楚地反映了各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愿望。

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

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

同年十月，郭子仪率朔方军会同回纥兵收复西京长安，唐军乘胜追击，随后收复东京洛阳。

安庆绪逃奔河北，以重兵占据邺郡（即相州。

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等七郡六十余城。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数十万围攻邺城，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帅军队。

由于肃宗的猜忌无能，唐军上下解体，士气低落，在次年三月，全军溃败，“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

（《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乾元二年）。

为了进行新的反攻，唐王朝必须组织新的军队，牺牲的士兵，原都是平民百姓，新的士兵，当然还得由未牺牲的百姓充当，灾难又落到百姓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