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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的故事上（第6页）

除第二种具浑源铜器风格，后几种都和新郑器及一般战国时中原铜器花纹相通。

这一类镜子，艺术作风虽不相同，制度却大致相同。

胎质都比较厚实，平边，花纹浑朴而雄健，可代表北方系作风。

至于出土地不明确那面“金银错骑士刺虎镜”

，和相传洛阳金村出土一面“玉背镜”

，和寿州、长沙出土的大量龙纹镜、山字镜、兽纹镜，制度就另是一种。

胎质都极薄，边缘上卷，设计图案多活泼而秀美，不拘常格。

特别是长沙出土的各式镜子，更可代表南方系艺术作风，具有显明的地方特征。

花纹处理多沿袭商周青铜器而加以发展，分做两层，有精细而多变化的地纹，在地纹上再加浅平浮雕，浮雕又还可分“平刻”

“线描”

和有阴阳面的“剔花”

。

在种种不同风格变化中，充分反映出设计上的自由、活泼、精致和完整。

特别重要还是它的统一完整性。

又因磨治加工过程格外认真不苟且，方达到了青铜工艺的最高成就。

可说是青铜器末期，结合了最高冶金技术和最精雕刻设计艺术的集中表现。

它的复杂多样的花纹，上承商周，下启秦汉，还综合战国纹饰特长，反映于各种圆式图案中，为后来研究古代花纹图案发展史的人，给予了极大便利。

例如“连续矩文”

，是商代铜器和白陶器中重要纹饰中一种花纹，本来出于一般竹蒲编织物，反映到铜、陶纹饰中，和古代高级纺织物关系就格外密切。

到战国末期，除部分铜鼎花纹还保持这种旧格式，一般车轴头上的图案花纹还使用到它，其他器物上已不常见。

但是这种矩纹却继续用种种新鲜活泼风格，特别是结合精细地纹作成的方胜格子式变化，反映于长沙古镜装饰图案中，不仅丰富了中国圆式图案的种类，特别重要还是对于中国古代的黼绣纹，也间接提供了许多重要参考资料。

古代谈刺绣，常引用《尚书》“山龙华虫，藻火粉米”

等叙述。

既少实物可见，历来解释总不透彻。

汉代以后儒生制作多附会，越来越和历史本来面目不合。

从别的器物花纹联系，虽有金银错器、漆器、彩绘陶器可以比较，却并不引起学人认真注意。

近三十年燕下都新出土的各种大型砖瓦花纹，和辉县出土的漆棺花纹，因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音乌拉古坟一片丝织物花纹相似，特别是燕下都的砖瓦花纹，和金文中“黼”

字极相近，才起始启示我们“两弓相背”

的黼绣一种新印象。

但由于长沙上千面镜子的发现，完全近于“纳绣”

“锁丝”

的精细镜子地纹，和由龙凤综合发展而成的种种云藻主纹，更不啻为我们丰富了古代刺绣花纹以千百种具体式样。

这些镜纹极显明和古代丝绸刺绣花纹关系是分不开的。

并且从内容上还可以看出，有些本来就是从其他丝绣装饰转用而成。

例如，一种用四分法处理的四叶放射式装饰，有些花朵和流苏坠饰，是受镜面限制，才折叠起来处理的。

如果用于古代伞盖帐顶时，就会展开回复本来的流苏珠络形式。

还有菱形图案的种种变化，孤立来看总难说明它的起源。

如联系其他漆器、错金器比较，就可以明白原来和古代丝织物的花纹都基本相通（楚墓出土实物已为我们完全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