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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祭与社会（第2页）

如甲骨文云：“己亥卜，贞王侑石在麓北东，乍邑之.”

“王侑石”

云云，其实就是商王在筑邑时的祭社之举。

商代之社，文献亦有明证。

《墨子·明鬼下》：“昔者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之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社）。”

现代的考古发现，更可证明殷商邑社存在的普遍性。

如郑州商代王城宫区东北百余米处紧靠北垣内侧的斜坡上，有一处以立石堆、狗坑、祭房、烧坑组成的祭地，共有六块大石，中心一块最高，四周又放五块。

这大概类于前所述的“立邑祭社”

的遗迹。

自商以后，周、秦立社之事，经传记之亦甚详。

周自武王胜商，曾立有两社，一曰周社，一曰毫社。

《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诸大夫尝以书社。

又曰：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

又曰：越王请以故吴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

又如《战国策·秦策》：“赌之二社之地。”

高诱注：“邑皆有社……二社即二邑。”

这种邑、社概念的出现，可能与土地崇拜有关。

与此同时，与上述以乡为社不同，就起源而言，有时社又指社神。

如《大司寇》：“大军旅莅戮于社。”

注：社，谓社主在军旅也。

所谓社主，即社神。

又《尚书·甘誓》云：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

有功则赏祖主前，以示不专也。

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

可见，古人以社为阴主，似乎掌管刑杀之权柄。

综上所述，自原始氏族社会聚落以来，至商已形成了邑这样一种居民聚居点，这就是文献所称之“邑聚”

。

邑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经过有计划的人为规度才得以形成。

有邑就必有社，这说明社首先是土地崇拜的产物。

商代祭社立邑现象的出现，证明当时的人们已开始重视邑与周围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同时，社为句龙，则是土地神的人格偶像化。

有社必有社祀。

所谓社祭，就是社神崇拜。

从商周以迄明代，社祀一直载于官方祀典。

大社、国社而下，有千五百家至二十五家，均可立社祭祀。

关于社神，一般认为是后土之祀，故社主多离不开土地崇拜。

据说，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粟。

关于社用石为主，《淮南子·齐俗训》云：“殷人之礼，其社用石。”

此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