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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这种看法，起于宋人，而王嗣奭讲得最明白：“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

伊尹得之而念廑纳沟，孔子得之而欲立欲达，圣贤皆同此心。

篇中业已和盘托出，而东坡乃引‘舜引十六相’、‘秦用商鞅’之诗为证，何舍近而求远也？”

（《杜臆》）只要有了“己溺己饥”

之心，就一定能上忧国难，下悯民穷，就能“挺身艰难际”

，“临危莫爱身”

。

杜甫有两句诗，可以作为他自比稷、契的说明：一是“致君尧舜上”

，一是“下悯万民疮”

。

而“致君尧舜”

，最终还是为了“济斯民于涂炭”

。

正是这种忧国忧民、己溺己饥之心，使杜甫在《赴奉先县咏怀》这首诗中，能透过当时社会表面的繁荣，看到已经四伏的危机，从而发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的心声；能指责最高统治者恣情淫乐，挥霍无度，为苦难中的百姓呼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能大胆、深刻地揭露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样震铄古今的警世之言；能在面对幼儿饿死的巨大悲痛时，想到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浦起龙评这首诗，说：“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

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

（《读杜心解》）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一段千古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杜甫就是这样的仁人，杜甫的心，就是这种仁人之心。

当那些大小官员同流合污，心安理得地尸位素餐，恬不知耻地狗苟蝇营，如黄雀一般但营口食，如蝼蚁一般但求其穴，杜甫这种身在穷困、心忧天下的精神，显得格外可贵。

自比稷、契，也就不能看作是一种高自称许的大言。

对月

对月

据说屈原被放逐之后，怀着满腔忧愤，在山林水泽之间徘徊。

当他看到楚国先王祠庙的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各种史实传说时，呵壁疾书，连发一百七十余问，以抒写愁思。

其中有几句问月：“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天问》）天在哪里同地会合？十二辰怎样划分？日月寄托在什么上面？众星又陈列在哪里？月亮有什么本领，居然能够死而复生？兔子在它的腹中，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过屈原在发问时，却忘了两个更重要的问题：月亮究竟怎样形成？为什么世人在月光之下，格外容易产生思乡思亲的感情？